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连国民党官吏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豪富教士，而于贫苦农工，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巷、门窗户壁、当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现就该党一切行动观之，大有赤化黔北之势”。这是反动势力发出的绝望哀鸣，也是红三军伟大功绩的见证。

红三军进入印江后，很快就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可喜局面。这种鱼水深情，在每一个故事中得以体现，在每一次互动中得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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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每次出征，各族人民总是热情高涨，送水送饭，主动为红军带路，帮军队运送物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红军的支持与拥护。在沿河白石溪的一次战斗中，为了配合红军作战，印江县第一区（旧寨坝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六十多岁的陈尚质同志，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带领一支数十人的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扑向战场运送伤员。每一次往返，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但陈尚质和担架队的成员们毫不畏惧，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伤员安全送回。陈尚质的儿子陈正修，打听到白军企图包围红军的情况后，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突围出去给红军报信，后不幸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用自己的热血，诠释了对红军的忠诚，对革命的信仰。十多岁的陈正廷，不顾年小体弱，晚上在相距四十华里的崎岖山路上来回传递消息，山路崎岖难行，夜晚漆黑一片，但陈正廷没有丝毫退缩，他的坚持，使各地红军突围脱险，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红军初到印江，对地形不熟，当地农民便积极主动地为红军带路。新业上寨农民吴远柔曾给红军带路到木黄，他熟悉每一条山路，每一个弯道，在他的带领下，红军顺利抵达目的地。木黄冯汉清曾为红军带路从芙蓉坝到达秀山边界，他不辞辛劳，一路奔波，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张家坝农民袁再甲、戴世光等人，也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路上梵净山，他们的勇敢和奉献，让红军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每逢发现敌情，红军战士总是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印江地处黔东边陲，山地复杂，岩洞繁多。当时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逃乱”，或土匪藏匿抗拒我军，大都是躲在岩洞里，情况十分复杂，好人坏人一时难以分清。为此，凡是发现岩洞里有人，红军决不贸然开枪。而是首先展开宣传喊话：“穷人兄弟们不要怕，我们是打富济贫的红军，你们出来吧，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温暖的话语，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岩洞里人们恐惧的内心。1934年9月下旬，罗南溪游击队配合红九师在木黄阳坝与黔敌李成章部作战，游击队员谭绍成臀部中弹负伤，红军代表易吉山不顾个人安危，二话没说将谭绍成背到二里多远的卫生点上药，当时战场上弹雨横飞，十分危险，但易吉山心中只有战友的安危，他的举动，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让谭绍成感动不已。

在游击区域的木黄，也涌现出了人民群众舍生冒险救护红军伤员的动人事迹。1934年8月上旬，红三军初到地荼坝，农民文万顺、文官平父子由于误信反动宣传，急忙跑到乌溪“避难”，后来听说红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方返回了家园。通过短暂几天的接触，文氏父子加深了对红军的认识。九月下旬，红三军再次来到木黄，与黔敌李成章部激战。在贺军长亲自指挥下，红军从岩口坪突围，经地荼向松桃方向转移。几天以后，文氏父子到“十二碓窝”割冬秧青。突然发现在一堆秧苞草里藏着一个人。经过探问，才知道是红军的重伤员，姓吴，四川重庆人，因伤势太重随部队转移不便，领导上给了一些药品和干粮，让他自己设法就地养伤。看着红军伤员那沉重的伤势和痛苦的表情，文万顺心头一热，深表同情，立刻叫文官平回去悄悄拿来一钵米饭。红军伤员由于伤口疼痛，只吃了一小半。文万顺又对伤员同志说：“这个地方的匪首张晏渭是个座地虎。现在你先藏在草堆里，等天黑以后，我再来背你。你千万要小心，否则连我们都危险。”伤员连声说：“谢谢，谢谢，我死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傍晚，文万顺包了一碗饭给伤员同志送去，并把他背到磨槽湾的岩洞里藏匿。文家老少利用秋柴割草的机会，坚持早晚给伤员送饭，不久，又把红军伤员先后转移到烟囱顶岩洞和破岩洞里。待伤员的伤势有些好转时，文万顺便把伤员同志藏到自家的厢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