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来到自动收费电话亭，这儿的两本电话簿既没有被玷污和撕破，也没有被人拿走，他本来可以给他所在的警察局打电话，索取他所需要的信息，但是他宁可不那样做。根据他对那位阅读《普拉达报》的犹太天真汉的观察，他认为打电话有一定危险，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查到了三个斯洛维克，只有一个名叫彼得。

诺曼撕下有号手地址的那页纸，走出了这座高大的长途汽车站，来到出租汽车站。最前面是位白人司机，诺曼问他市内有没有既收现金又没有蟑螂的旅馆。司机想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说：“只有白石旅馆。那儿既干净又便宜，还收现金，而且从不多问。”

诺曼打开后门坐进车里。“就这么办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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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当罗西跟随一名有着时装模特般长腿的红发小姐进入录音事务所C座录音棚时，拉比·利弗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等候着她，他还像在街口劝她朗读时那样地和蔼慈祥。罗达·西蒙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对她也很和气，她将是她未来的导演。导演！这样一个陌生的词竟会和罗西·麦克兰登这个连课堂表演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录音工程师科蒂斯·汉密尔顿尽管忙于调整控制台，只能简短而象征性地跟她握握手，也对她十分友好。在张帆待航（拉比用这个词比喻开始工作）之前，罗西加入到拉比和西蒙斯女士喝咖啡的行列中来，她干净利落地弄好了咖啡，显得神态自若。然而当她跨进双层隔音门，来到那间有着整整一面玻璃墙的小录音棚时，一种恐慌的感觉立刻控制了她，好像就要被某种雷霆万钧之力压得粉碎。她差点丢掉手里的一沓被罗达叫做台词的复印材料。她又感觉到当初在维斯莫兰看到一辆红色汽车，被错当成诺曼的红色桑德拉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