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越战先驱记者戴维· 哈泼斯坦（David Halberstam）于2005年去世前不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学生们作了一次演讲。^y￠e`x,i?a′k-e·.?c!o^m¨他这样告诉学生们：在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刻，驻越南的美军将领威胁他，下令让《纽约时报》的编辑把他撤离，让他不得再对越战进行报道。哈泼斯坦称，他令“美国和南越政府对越战充满了悲观情绪”。美军将领认为他代表着“敌对方”，因为他搅乱了美军的新闻发布会，并面斥他们是在当众撒谎。

在哈泼斯坦看来，令政府怒不可遏的是他引以为豪的根源，也是新闻工作的神圣召唤和真实目的。他深知作为一名记者则意味着要承担风险，要勇敢面对权力的滥用，而不是奴颜婢膝、趋炎附势。

今天，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在所谓的“负责任的报道”中为政府高唱赞歌，就哪些内容应该发表与否事先请示政府意见，认为这是政府给自己面子而脸上有光。`d?u!y?u-e!d~u?.·c\o/m′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反对现行体制的新闻报道已经沉沦到了何种地步。

后记

在我和爱德华·斯诺登首次进行在线沟通时，他告诉我说，他对于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唯一担心的就是世人对他的爆料表现出漠然和冷淡，那将意味着他不惜牺牲正常生活、冒着牢狱之灾换来的这一切毫无意义可言。如果说这一担忧是杞人忧天，则未免有些过于轻描淡写。

的确，本次揭秘行动所引发的效果相当深远，相当巨大，波及范围之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此举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和政府机密的普遍存在；在全球首次引发了数字时代个人隐私的价值观大讨论，对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霸权统治提出了挑战，并改变了全世界看待美国官方言论可靠性的方式，扭转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极大地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新闻工作在政府权力间所应发挥适当作用的问题。在美国一国之内，此事在各党派人士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积极促进了对国家监控的改革。

有件趣事更说明了斯诺登揭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d?u!y?u-e!d~u?.·c\o/m′在斯诺登掌握的揭露国安局大量数据的首篇文章在《卫报》发表几周后，两名国会议员联名推出一项法案，意在对国安局的监控项目取消资助。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的两位倡议人中包括约翰·科尼尔斯，他是底特律的一位自由党人，在众议院已经任职20个任期，另一位是保守的新茶叶党成员贾斯汀·阿马什（Justin Amash），他仅为众议院效力了两个任期。很难想象国会中差异如此巨大的两个议员会就反对国安局监控一事上形成统一意见。他们的提案很快得到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数十位倡议人的支持，从最典型的自由主义到最保守人士，再到政见居于二者间的人士均有参与，这在华盛顿尚属罕见。

当这一法案进入投票环节时，美国有线电视频道C-SPAN播出了相关的辩论，我和斯诺登在线聊天时看到了这一节目，身处莫斯科的他在自己的电脑上也在收看C-SPAN频道。我们两人为所看到的内容备感惊讶。我相信这是他首次真正为自己所作所为产生的影响而感到欣慰。一个接着一个的众议员起身厉声批驳国安局的监控计划，对通过监听每个美国公民的电话以求阻止恐怖主义的这种想法嗤之以鼻。这是美国自“9·11”袭击以来，国会对国家安全部门所做出的最咄咄逼人的挑战。

直到斯诺登泄密之日，很难设想一项旨在捣毁国家安全计划的法案能获得几张选票。可是这项科尼尔斯–阿马什法案的最终投票结果令华盛顿官方非常震惊：205票支持，217票反对，仅以微弱差距未获通过。支持法案的人士来自两党代表，共有111位民主党议员和94位共和党议员投了支持票。这种摈弃传统的党派分歧的做法令我和斯诺登非常振奋，这对遏制国安局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华盛顿官方需要依赖僵化的党派之争所产生的盲目宗派主义。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立的格局可以打破，甚至得以超越，那么根据公民的实际利益来制定政策便会成为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越来越多有关国安局的报道在世界各地争相发表，很多权威评论员都预言公众会逐渐对这一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