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冬天，被金人掳往北方途中的赵佶，看见杏花盛开，百感交集，写下《宴山亭·北行见杏花》。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二百年前的李煜，历史总是如此相似。

宋徽宗，即赵佶。李煜，就是南唐后主。

李煜有“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一词。

寂苦的内心，破碎的河山，足以激发一个诗人最刻苦的情感，后来的赵佶又写了一首《眼儿媚》，这两首词与他生平诗词的风格全然不同，象征他人生的拐点，更是历史的拐点。

有人恨他骂他，为他羞愧，因为他是当时的中原皇帝；有人赞他美他喜爱他，因为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是艺术史上的明珠，也是一位亡国之君，很多人难以将这两种身份统一到他身上来，但与他遭遇基本相同，甚至爱好特长都相同的后主李煜，却在后世有更多的好名声，而对赵佶，更多是对他皇帝失职的骂声。

《元史》载，巙巙说赵佶:“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

这或许是对赵佶最简单最入木的评价，对他的感叹，绵延千年，似奇痒难耐。

余怀说:“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其所作之词，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

同样肯定后主在艺术上的成就，但“误作人主”，不应该当皇帝。

徽宗后主因太相似的人生，甚至野史称徽宗为后主转世，来报宋亡国之仇，所以徽宗也蹈后主覆辙。

这无不印证着两人的极度相似。

抛开两人的艺术成就方面，徽宗和后主，同样是治国无道，亡国被掳，而才华横溢，客死异乡。

他们的不同或许正是因为皇帝的这身份，所代表的历史重量不同，承受的情感不同。

评价一个皇帝的功过，看其于国于民的好坏，于长远历史的贡献，但皇帝这一国家最高统治者，这一特殊的身份，必须要抛开“普通人”这与皇帝对立的身份，陷到对皇帝身份的评价。

很多人对一位皇帝的印像，也局限于做皇帝的成绩，忽视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反而对于一个拥有皇帝这个身份的人的评价不全面。

被失职皇帝坏印象绑定的是绝大多数，中国四百多位皇帝，能摆脱的寥寥可数。

奇怪的是李煜的才华光芒好像掩盖住了失国的阴影，反而赵佶亡国被掳一事盖过他了自身的才华。

才华和亡国在徽宗和后主身上比重是刚好相反，徽宗亡国比才华更突出，而后主才华比亡国更吸引人。

同样是亡国，何如此?

......

南唐被北宋灭亡，南唐自诩唐朝正溯，北宋也是自称正统，南唐被灭，正统回归宋朝，宋灭南唐，结果就是一个正统问题，宋还是代表汉人利益。

北宋被金国灭亡，金国由游牧民族建立，属于少数民族，在当时妥妥的异族，被异族攻灭，亡国何等的耻辱，汉人被异族征服，这就是根本的不同，相比被相同的汉人政权灭亡，被异族灭亡更能激发民族感情，徽宗这个亡国之君徒增一层罪罚，需要承受这个历史的重量。

反观后主，则没有如此沉重。

但徽宗和后主个人情感上可能是一样的，在面对亡国，他们悲痛欲绝，面对故土，无比怀念。

后主被俘往开封，仅一年即被宋太宗鸩杀，怀“牵机之恨”死去。徽宗被俘后遭金人“牵羊礼”羞辱，后宫嫔妃尽遭凌辱，病死五国城。

两相比较，后主之死更荡气回肠，虽有“强幸小周后”羞辱传言，却比不上徽宗其辱，历史有靖康之耻，却无金陵之耻，可见一斑。

徽宗受辱，带来冲击更大，徽宗承受着更强烈、更悲愤的情感倾泻。

北宋在向南唐开战前，已经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周边几国早已被征服，灭亡南唐也是时间问题，在历史意义上是促进大一统的积极意义上。

金国灭亡北宋，这样的积极意义就显得很渺小了，金国并没有一统中原，秋风扫落叶般，反而先南宋一步灭亡，历史无数次诉说着，北宋的灭亡是可以避免的，南宋的存在反而是最好的证明。

要知道百年后的明朝，同样被异族包围京城，以北宋为前车之鉴，却成功守卫京师，避免南宋故事。

第一次东京保卫战，北宋守住了，而第二次却被一锅踹，对比明朝那一次，虽然各种因素不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