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父亲和伯父，将谭绍成继续拘押。为了逼迫谭绍成交出所谓的“情报”，匪徒们对他施用了三种酷刑：一是“猴子扳桩”，将他的身体固定在特殊的装置上，使其痛苦不堪；二是“灌辣椒水”，把他的脚后跟和耳朵用蓑衣针穿通，用绳子将身子绑在长板凳上，倒立起来，然后把烧热的辣椒水一壶一壶地往鼻孔里灌，一连灌了七八壶，谭绍成被呛得当场昏死过去；三是“打风摆柳”，把他倒悬在树上，乡丁们站在四面用鸳鸯棒抽打，他的身体左右晃荡，犹如风吹杨柳一般。在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折磨后，谭绍成在一个乡丁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侥幸捡回一条命。

永义农民袁焕章，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过路，这本是一件正义之举，却为他带来了灾难。保长戴泽奎派人将他抓去，对他进行捆绑吊打，甚至砍掉了他一个手指。袁焕章还被罚款五百吊铜钱，为了交罚款，他不得不卖房、卖地、卖耕牛，最后才被“释放”回家。他的生活从此陷入了绝境，这一切都源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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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子坡农民任栋成，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豪尹怀昌家一头耕牛。红军走后，尹怀昌的儿子尹超权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夺回了耕牛，还将任栋成打得半死。任栋成在绝望中，吞服烟土自杀而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剥夺。在“清乡队”的淫威之下，无数革命群众为了躲避迫害，被迫背井离乡。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岗帮人为生，八年后才敢回到家乡；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在思南等地流浪了七年；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了十二年。仅红木村四十余户农民，就有十二户被驱逐。这样的悲惨故事，在黔东大地比比皆是，诉说着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在“清乡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不少红军干部、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不幸落入敌手，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大约140余人。这些同志先被关押在印江县城，后来又被解送伪省会贵阳。在押送途中，宁国学同志被敌人残忍枪杀于石阡，他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妥协告密，或卖友求荣，或充当内奸，或倒戈相杀，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梁银星是池坝人，曾任游击大队长，被傅万湘带领的“清乡队”捉住后，贪生怕死，选择了变节投降。为了“戴罪立功”，他秉承傅万湘的旨意，充当内奸，诱捕了夏国安、徐正清、谢委员三位同志。更恶劣的是，他还亲自动手，与乡丁张绍怀一起毒打夏国安主席。三位同志在第二天便被杀害于马家庄一个消坑里，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疾首。原四坳口乡冷草岩苏维埃代表吴天银，自卫中队长吴天位、吴天明，主动与毛寨区“清乡队”接洽，还置办酒席款待“清乡队”头目谭习之、陈国安等人。他们背叛了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良民”和“红人”。旧寨坝区政府肃反部长杨伯昌被害，就是吴天银等人出卖并协助捉拿的结果。这些叛徒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并没有让革命人民屈服，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批红军文献。这些文献是革命的珍贵遗产，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解放后，他们将这些文献捐献给国家，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搜集而来，其中又以韩家乡保存的数量最多。贵州省博物馆1977年9月编印的《贵州现代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册》共刊载黔东特区文献资料14件，其中有13件就是在印江县搜集的。一些珍贵文献，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都是印江县风岩、架井田的革命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原旧寨坝区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一人就保存了6件，原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捐献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巧妙地保存了原“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一枚。这些文物的保存，充分体现了印江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深切怀念与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