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发给他一点鸦片作遣返费。

红军津贴支出。红军津贴支出是军费支出中的一个比较小的项目，红军不分官兵，在经济待遇上一律平等。但是，由于财政收入不稳定，津贴也没有保证。红军坚定的革命意志，靠的不是津贴，而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念。据当年在黔东革命根据地专管钱粮的老红军周胜才回忆，仅红三军4000多主力部队每月发放津贴3000块银元。照此计算，红三军在黔东战斗7个月，累计支出津贴多块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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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所雇零散工工资支出。为了军事的需要，红军雇请了不少工人和零散工：修械所辖各兵工厂的手艺师（工），炊事员、担水工、船工、向导等等。其工资执行了1934年6月红三军在枫香溪翻印的《劳动法》和7月22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实施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规定：“所有工厂劳动者通常的工作时间，依照本条例规定，不得超过八小时，”“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不得用货物），每半月交付一次（不得超过半月并禁任何方式的积欠），直接交给工人本人。”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50文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兵工厂工人的工资标准，实行等级工资制，即按工种、技术、劳动强度、工作量，区别对待，标准各异。带有一定危险性又属技术工种的，如制造火药、炸弹等，工资就高一些，每月20至30块银元；枪械师、缝纫师，每月15至25块银元，其他工人3至10块不等。各工种加班，加发加班工资，还发劳保用品。兵工厂雇请的工人人数不少，仅印江大路曹兵工厂就有近百名。每月支付这些工人的工资、福利要超1万块银元。所雇船工，大多属临时的，1934年5月31日，红军强渡乌江，攻占沿河县城，雇请张献富等40名船工，渡红军过乌江，这些船工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乌江中，红三军占领县城后，给每个船工发5至10块银元作工钱，其中一名叫“牛塆木匠”的受了伤，红军另多付他20块银元治伤。

（二）苏维埃政府支出

政府工作人员工资支出。根据地内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具体到人数额不大，但累计起来则是一笔大数。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这块根据地最高行政机关，有领导成员80人，常务委员32人，设有主席、副主席，下设两个委员会、四个部和一个局，建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70多个乡苏维埃，工作人员1000多人，苏维埃自卫队人数更多。?x·g+g￠d+x~s\.?c~o,m′特区革命委员会从支援革命战争，减轻财政压力出发，规定了工资标准：不论上级下级，不分官与兵，一律为每人每月1至2块银元。按照这一规定，每月应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2000多块，但实际支出要少得多，因为其中一些干部领取工资后即捐献给了政府，据南腰界苏维埃副主席陈元富回忆：“我区苏维埃干部仅7个人，脱产的只有3人，每人每月领‘袁大头’1块。”

政府公务支出。政府公务支出主要指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宣传费和勤杂工工资。当时《乡苏维埃》中明文规定：“乡苏维埃只开支纸、笔、墨、茶等小的办公费，由区苏维埃发给。”除此之外，还要开支各种会议费，参会人员没有误工补贴，但参会人的生活、茶水费是苏维埃统一支付的。如秀山的巴盘乡农协会开了一次“农村盛会”，每户来一人，还邀请了外地的代表，摆席10多桌，开了两天两夜，接送客人还放铁炮。还有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开碰头会、积极分子联席会、各乡代表会、总结会等。每次开会，人数最少也有一桌，多的10多桌。还有红军领导人主持召开地方民主人士座谈会，如1934年农历重阳节，贺龙在枫香溪摆了八桌酒饭，请根据地内80岁以上的老人赴席，表示红军敬老尊贤。这给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区、乡苏维埃公务支出中还有干部培训费用，仅“土地革命骨干培训班”，各区、乡都先后办了几期。

（三）文化教育事业支出

发展教育支出。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印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中规定：“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贺龙下了一道命令：“学校不准驻军。”红军所到之处不扰民，不驻校，老百姓放心让孩子上学，根据地范围内的学校从未停过课，为了发展教育，苏维埃政府从财政中拨出专款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