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凿，将其押回沙子坡执行处决。

1934年8、9月间，敌军黎刚师奔袭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土地湾，虽然在半路就被红军打败，但从敌人的偷袭行动中，红军怀疑内部出了奸细，经查，奸细就是混进红军队伍的征粮部长方锡之。他与敌副团长肖素芝、敌乡长孙秀亭暗中勾结，将“省政府驻地在土地湾，只百十人，二十来条枪”的军情送达黎刚师部。初审时，方锡之矢口否认，并振振有词地把这一罪名转嫁到忠诚于苏维埃事业的几名干部身上。当审判员把他如何与肖、孙勾结，情报内容和与敌军师长黎刚接头地点、联络方式等等证据摆出来时，方锡之才脸色突变，软瘫在地。经公审，奸细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司法工作开展以后，还挖出了混进革命队伍的杨洪定、杨昌凡、兰献珍、刘兴元等反革命分子。此四人属地主，都有百多挑谷子的田产，设法混进红军队伍中，杨昌凡当了甘溪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兰献珍当了分队长，杨洪定当了副官。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于是他们暗中与敌区长敖朝聘勾结，写信向敖表达“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心。此案破获后，在上坝开了公审大会，红九师师长钟炳然、政委廖汉生亲自参加了公审大会。会上，按照《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苏维埃必须同自己组织内袒护地主富农的倾向作斗争，甚至有地主富农暗藏在苏维埃里，必须无情的洗刷出去”的规定，杨洪定被判处死刑，处决于长岗岭，其他三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司法工作的开展，虽然时间不很长，但工作量大，破获了大小数十个案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受教育的面很宽，起到了宣传和组织群众，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这项工作，为开创黔东革命根据地，扞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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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动商业的发展

红三军和黔东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苏区的商业发展，把推动和繁荣商业作为粉碎敌人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的一项重要目标来抓，主要措施有五项：

第一，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商业的政策。1934年6月，红军进入黔东不久，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印江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规定：“对于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没收。地主经营商业的，除他粮食予以没收外，对于他商店的货物不没收。”此后不久发布的《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中又重申了这些政策。与此同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中明文指出：红军的任务主要有九项，“五、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七、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这些政策的出台，使商界先前因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引起的恐慌心理逐渐解除，商界民心逐渐归附到苏维埃政权一方。

第二，认真实施“保护商业”的政策。为能很好地落实苏维埃的商业政策，红军所到之处，书写和张贴了“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商人自由营业”和“买卖公平”等等标语，红军内部还进行“三不准”教育，即不准随意进入商店，不准私拿商店商品，不准强买强卖。苏维埃政府还派人提锣上街，边敲边宣传这些政策和纪律。苏维埃政府保护商人自由，从不干涉经营的商品和市场的关系，但禁止商人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保护商人自由经商，自由营业。有一次，一位商人担心其商品运输中不安全，提请红军保护，红军马上派出一个班护送。这件事在苏区商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苏区范围内商品运输畅通无阻，邮政商路也从未中断。苏维埃政府还用减免税收的政策促进商业发展，凡是进口食盐、布匹、粮食、中草药、西药、耕牛、仔猪、煤油等一律免税，一般小商小贩买卖减税，商家获得不少利益。

第三，创建国有商店。在此基础上，为了及时供应群众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粮食等等，苏维埃政府办起了国有商店。这项措施既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还增加了财源，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些店内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战争缴获和罚没的部分物品，这些物品正是群众所需的，价格定得十分低，社会反映好。德江枫香溪、印江沙子坡、沿河土地湾、酉阳南腰界先后办了“红军商店”，秀山县办了一个“川黔旅社”，办得很红火。

第四，为调动店员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十分关心店员的生活。黔东特区第一次工